学者下海
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期货市场在上世纪90年代初突然变得“炙手可热”。常清说：“那阵子，我从一个清闲的学者变成一个被各地公司和官员邀请的忙人。我33岁，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我发誓要给中國的期货市场做一番大事业。”
常清是一个随和的人，总是面带微笑，说话慢声细语，有典型的山东人的豪爽，因此，常清朋友众多。可是，表面豪爽热情的常清，却经历了众多他没想到也不愿见到的事情。
常清在他的《微言集》里写道：“于是乎，许多旁观的有权人，一些有敏锐观察力的官员，纷纷粉墨登场，各就其职，國际上由专业人士实行专家管理的工作，在我國竟然成了人们追逐的‘好位子’。我虽然被业内尊称为‘老师’，到后来我才醒悟，历来是‘有状元徒弟而无状元老师’。我的所谓‘学生’们的创造竟使我大跌眼镜，几十家交易所互相抄一抄规则，在抄写的过程中离國际惯例越来越远。大家只热衷于有无控制权，杜撰出一些‘國情规则’，这要审批，那要决定，朝令夕改，随心所欲。面对此等混乱局面，我多次呼吁要尊重國际惯例，但是作为被冷遇的老师，提出的建议也只能束之高阁。要干事必须谋‘位子’，由于自己禀性不会钻营，只好在友人的劝导下，自己‘下海’走自己的路。”
出道碰壁
1993年，在设计完郑州、深圳两个期货交易所试点的工作之后，國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常清被中國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请去成立金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36岁的常清雄心勃勃。然而，这个“纸上谈兵”的学者遇到现实马上焦头烂额。
常清当初是按照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制度模板并遵循國际惯例设计的中國期货市场。自己管理公司后，常清发戏N袊膰槭翟谖薹ㄓ雵庀啾取１热纾瑖獾男庞屏己茫突ü缁拔邢碌ィ坏堑缁拔校谥袊突碌ズ螅⑾制诨跫鄹裼胱约涸げ獾那『孟喾矗植幌氤械Ｋ鹗В突峋懿怀腥献约涸邢碌ィ突岽蚬偎酒鹚咂诨蹙凸荆鞘保捎谥贫群头ü娌唤∪ㄔ撼３Ｊ�“各打五十大板”。常清花了几百万元人民币后知道了在中國做交易，必须要签字画押才能算数。
于是，推崇國际惯例的常清不得不发明和使用了很多带有中國特色的土方法，例如：印制指令单、安装录音电话、客户统一编码、杜绝客户透支等。常清说：“那时候，我与國外的一些金融朋友交流的时候，真是哭笑不得，而他们也惊诧于中國的期货经纪公司竟然能这样生存下来。试想，欧美的同行面对的是全世界的客户，哪可能都让客户到公司签指令单呢？”
國外的期货公司，集中了金融领域的尖端专业人才，刚刚下海的常清也照做不误。中國与國外不同，國外的经纪人非常看重自己的声誉和职业生涯，很遵守职业操守。但是，90年代初，中國的金融业刚刚兴起，制度极不规范。有些“精明”的交易员就在期货公司用亲属的身份证开两个户，同时做“多”和做“空”。假设每个户头的保证金是10万元人民币，当大的行情出现的时候，比如出现了几个涨停板，做多的账户赚了100万元，这时交易员就会放弃做空的账户，由期货公司强行平仓。这样，做空的账户亏了10万元，做多的账户赚了100万元，赚到的90万元实际上是期货经纪公司的钱。
另外，一些交易员和客户勾结，比如开仓做多，如果行情看涨，就会私分所得；而一旦行情落空，交易员就会声称是“错单”，而将亏损放在公司错单账户中。
1994～1995年是中國期货市场鼎盛繁荣而又极不规范的时期。金鹏公司当时有600多人，是公司历史的最高水平，每年的利润有两三千万元，但常清坦言，那时自己的感觉并不好。他说：“当时我还是学者思维，可是在转轨时期，法规不健全、交易规则朝令夕改、员工跟客户一起坑公司的钱，大家还觉得这个员工‘挺够哥们意思’……这些对我震撼和触动太大了，我认为这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绝不允许、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却天天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