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当生产者看到自己的产品价格上升时，这个价格上升可能是因为市场对他的产品的需求上升（意味着经济体的局部或整体在扩张）；也可能是因为货币的价值相对于该产品的价值下降（即货币贬值），因此需要更多的货币来标示同样数量产品的价格；也可能是上述两種因素都同时存在。如果价格上升的原因是第一个，那么生产者的正确反应是扩大生产，增加产品的供应量；但如果价格上升的原因是第二个，那就只是整个社会發生了通货膨胀，真实经济并没有扩张，生产者也不应该扩大生产；如果价格上升的原因是第三个，那么生产者扩大生产的程度只应该与真实经济扩张的程度相适应，既不能多，也不能少。
由此可见，币值不稳定，价格信息中包含了通胀因素，生产者就很难正确地判断应否扩大生产，以及生产扩大到哪種程度才算是恰到好处。过分扩大生产的后果是生产过剩，生产扩大的程度不足的后果是生产短缺，最终的结果都是引发经济周期（波动）。反之，价格下降也有类似的問題。
这样，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是货币供应量失调（即货值不稳）；为了反经济周期，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政策，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稳定经济。但是，正如前所述，格林斯潘看着滞后的通胀率、失业率等经济指标的统计数据来进行滞后的调息，极其不完美（他对实际经济状况的判断可能出错，或者即使没错也存在着时滞），导致了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与实际的经济運行在一定程度上脱节，反过来成为经济波动的根源。货币政策本来是为了稳定经济而进行，但由于货币政策的不完美，本身反而臃N圃炝司貌ǘ饩褪敲绹中械幕醣抑贫�/货币政策的两难困局。
但是，如果货币制度本身就没有問題，也就是说，它本身就已经相当完美地解决了币值稳定的問題，货币供应量不失调，经济波动的根源也就釜底抽薪，哪里还需要什么货币政策去稳定经济呢？而张五常认为，朱镕基发明的货币制度，就是这么一種没有問題（或至少是比美國的货币制度的問題要轻得多）的货币制度。因为这个货币制度，如前所述，是以一个可以在市场成交的指数为货币的锚。由于可以在市场成交，一方面中央银行就不必储备大量的“锚”物品；另一方面可以即时地获得关于这个指数的信息（如可以直接利用外汇市场[以一種货币或一篮子货币为锚时]、商品期货交易所[以一種商品或一篮子商品为锚时]中的现有指数）来即时地调节货币供应量。
尤其是，根据张五常的“换锚”的建议，如果这个锚不是一種货币（如美元），不是一種商品（如黄金），也不是一篮子货币，而就是这个经济体内的、能够大致地代表整体经济结构的一篮子商品，那么货币供应量的调节实际上就是通过市场自发地、根据实际经济的運行状况来灵活地、随时随地地进行调整。如果这種制度还不算是近乎完美的货币制度/货币政策，我确实想象不出还有什么能堪称完美的了。
事实上，如果货币挂的锚是一篮子商品，而这一篮子商品的构成又刚好与物价指数中的商品构成一样，那就相当于通胀率可以在市场上成交。这时的货币制度与货币政策是一体两面的同一回事。货币供应量只看着清晰的物价指数来调整，失业率等其它不能在市场成交、模糊不清的指标一率置之不理（实际上这些指标本来就与通胀率有关联，通胀率稳定，它们自然也就稳定），目标就是稳定币值。这样的措施，无货币政策之名，却最能真正实现货币政策之实，而且内外目标同时兼顾。这时本國货币与其它國家货币之间的汇率虽然不是固定的，但波动的原因不是本國货币的币值稳定有問題，而是其它國家货币的币值稳定的問題。私人可以通过外汇市场上的对冲工具（如外汇期货、期权、掉期）来管理外汇风险，中央银行根本无需参与。
至于香港的货币发行痉N贫龋盼宄５慕馐停乙裁靼琢怂局噬细鸨疚恢埔卜浅＠嗨疲煌氖钦夥N制度只保钞票（狭义的货币），不保支票（广义的货币）。而众所周知，这種货币制度下，中央银行也必须放弃（传统意义上的）货币政策。至于香港也会出现经济波动，主要是香港政府搞福利制度导致工资调整不灵，扭曲了价格信号所致。
在完全明白了张五常的想法之后，我不觉一再地惊叹：“这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啊。为什么在朱镕基之前一直没有人这么做呢？”张五常说：“因为没有人相信能守得住，当年我自己都不信，还批评过朱镕基哩。迟至98年的时候，看到他这个货币制度的运作效果，我就完全信服了。”我笑道：“难得啊，教授很少会改变自己的观点的啊。”他说：“不改是因为没错，若真是错了马上就会改。这才是学者应有的态度。”
我又问：“为什么朱镕基会想出这種制度呢？以放弃货币政策调整國内经济的代价来保锚，这对传统的中央银行家——而且是一个大國（而不是香港那样的弹丸之地）的中央银行家——来说，不但是难以接受，根本就是不可想象。是因为他没怎么学过西方经济学，所以没把货币政策看成是很重要的政策工具吗？没有了这样的成见，反而能误打误撞而撞出这么一个完美的货币制度吗？（按：我简直觉得自己是在谈金庸小说中那些主人角是怎么学到稀世武学的了。）”
张五常说：“97年的金融风暴所带来的压力应该是起了作用的。这種制度也只会在承受巨大的压力之下才有可能被迫而成，那是要有不惜一切都要保锚的决心才会愿意放弃货币政策。”我连声说：“对对对。当时外间都认准人民币一定要贬值。恰好朱镕基也是个强硬铁腕的性格的人，认准了死理就不顾一切都要顶住，所以才能有那種不惜放弃货币政策的决心。”
我又说：“应该怎么称呼这个制度呢？固定汇率制是不对的，因为这種制度下的本國货币对其它國家货币的汇率是浮动的。叫‘稳定币值制’好呢？还是叫‘商品本位制’好呢？”张五常说：“最好是叫‘张五常本位制’！”
我又一再地感叹张五常这想法的精妙：“这是很简单的理论，全是传统的分析啊。”张五常说：“所以说，我的宏观全是有微观基础的。”我说：“你上一次说自己比弗里德曼高一点点。”他说：“现在这么看来，我比弗里德曼可不止高一点点，而是高了很多哦。”
于是这一场聊天就一如既往那样，在张五常的“自吹自擂”和我的哈哈大笑中结束了。
（按：事后与J老师讨论我对张五常的解释的理解，他补充了两点。其一，他认为金本位制的問題本质不在于黄金供给量不足，而是其它商品价格下降有困难，即具有价格下调的刚性。对这一問題理解的关键，在于区分“物价下降”与“通货紧缩”这两个概念的不同。对于他这一观点，我还在考虑之中。其二，他认为张五常的理论其实是以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为基础，加进交易费用的局限，推广到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制度[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是以封闭经济为前提假设的]。对于这一点，我深表同意。）
